本文在一个包含价格与工资双重黏性的动态新凯恩斯框架中引入内生资产泡沫和劳动力市场摩擦。本文研究发现,资产泡沫能够通过金融成本渠道缓解企业信贷约束,进而对通胀形成向下的压力。因此在经济过热、资产价格上涨的条件下,通胀依旧可能是温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短期内资产价格的上涨反而可能压低通胀。在此情形下,通胀指标可能会失真,传统货币政策规则虽然能够稳定通胀,却可能无法有效稳定经济,货币政策有理由针对资产泡沫实行逆风干预。本文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降低资产泡沫的规模,在货币政策目标中考虑资产泡沫或资产价格将有助于稳定经济,并且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在模型中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之后,逆风货币政策依然能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说明盯住资产泡沫的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对于完善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治理资产泡沫的根本途径仍在于消除金融市场摩擦,增加安全资产的供给以及建立健全安全、透明和高效的融资体系。这不仅能挤出资产泡沫,还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投资效率。

在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强调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ETF这一创新型金融工具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ETF在提高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的同时,会吸引更多的短期投资者,加剧管理层隐藏负面消息的动机,从而增加股价崩盘风险。然而,A股定价机制不完善以及分析师乐观偏差等外部因素并非ETF增加股价崩盘风险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表明,代理冲突越严重、公司治理水平越差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的企业中,ETF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研究对于辩证认识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都具有一定启示。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依赖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体系,探讨货币政策在不同利率间的传导,对于货币政策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货币政策冲击传导分析中引入金融网络模型,为其提供了结构性分析视角。首先,本文将DY溢出网络的信息溢出作结构性分解,由此所构建的信息溢出网络可刻画货币政策冲击在不同利率间的传导。其次,本文在实证中构建了由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所组成的时变DY溢出网络,并探讨了货币政策冲击对该网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天质押式回购利率处于总信息溢出的核心位置,信息的净溢出由货币市场指向国债市场。货币政策冲击显著降低了1天质押式回购利率的信息净溢出,并且货币政策冲击的信息由国债市场向货币市场溢出。机制分析表明,国债收益率中的预期收益率提高了其对货币政策冲击信息的溢出能力。

银行通过持有共同的盯市资产在彼此间形成关联性,在遭遇负向冲击时,银行的资产抛售行为沿着这种关联性构成的网络传染,进而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基于关联网络模型的理论分析和我国上市银行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这一关联网络具有“稳健而脆弱”的特征:一方面,关联性具有风险传染效应,导致系统性风险升高;另一方面,关联性具有风险分担效应,通过抑制银行自身所受冲击来降低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分担效应在银行盯市资产集中度高且遭遇大冲击时表现明显。小银行和资本不足的银行具有更强的风险传染效应,大银行与地理分散程度高的银行具有更强的风险分担效应。本文对监管当局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时如何处理关联网络在稳健性与脆弱性之间的权衡,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本文通过对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320.8万篇公告和全国地方政府195.3万篇地方政策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实证检验了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第一,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第二,突破信贷配给与优化企业融资,加强供应链联合投资与关系嵌入,推进合作研发与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是供应链金融促进企业效率提升的有效渠道。第三,在引入地方政策进行进一步分析后,本文发现当企业所在地出台了供应链金融支持政策时,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可以获得更大水平的效率提升。本文的发现为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突破信贷配给,寻求发展机会,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供了现实指引,也为加大对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银行独特定位有效评价银行绿色水平,有助于银行更好服务经济绿色转型。鉴于此,本文通过甄别“遵从型”与“主动型”绿色实践、区分银行绿色“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双重角色,构建了银行绿色治理评价体系,并测算我国50家重要商业银行2005-2020年绿色治理指数。发现:(1)银行绿色治理指数逐年提高,且银行间差距日渐缩小;(2)银行遵从型与主动型绿色治理共同提升了我国银行业整体绿色水平;(3)制度建设、绿色成效和组织管理先后成为银行推进绿色治理的引擎。进一步考察银行绿色治理的绩效效应后发现:第一,银行绿色治理不显著影响银行收益,但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第二,绿色声誉效应、绿色成本效应是银行绿色治理影响绩效的主要作用机制。第三,主动型绿色治理、银行绿色“治理者”实践、以及全国性银行的绿色治理提升银行绩效的效果更强。本文为深化绿色银行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监管政策和金融机构异质性特征,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银行债券融资能力提升将产生以下效果:第一,使中小银行能够通过同业交易渠道,向大型银行借取更多低成本资金。第二,提高了银行向非银行部门主动融资的能力,从而降低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需求,并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供应更多抵押资产。第三,提高单个银行利用整个银行系统的信贷资产价值来补充资本的能力。这些效应共同降低了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准备金抵押品成本和资本成本,以及整个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监管引致成本,同时还向市场提供了更多优质抵押品,最终会提高货币政策影响各类信贷规模的能力,并降低银行异质性和资本消耗率对信贷结构的扭曲程度。但同时,这些效应也会因改变银行的信贷偏好而产生新的扭曲效应,并且还会提高金融机构间的债务互联性,因此会增加一些新的宏观金融风险问题。

本文将实体企业的显性金融投资与隐性金融投资同时纳入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范畴,构建包含显性金融资产、影子银行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的投资组合模型,从理论机制上推演实体企业在显性金融投资和隐性金融投资两个不同层次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包括两类:一是备择资产的相对复合风险,二是分类资产间的调整利差。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逐篇阅读企业年报,采集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和委托理财加总数据作为影子银行投资指标,结合其他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体企业的显性金融投资和隐性金融投资(即影子银行投资)均受到相对复合风险的显著驱动,但两类金融投资受调整利差驱动的机制具有明显差异:显性金融投资主要受显性金融资产与影子银行资产间的调整利差驱动,而影子银行投资则主要受影子银行资产和经营资产间的调整利差驱动。进一步考虑货币因素的结果表明,宏观层面的货币供给增加并不会助推企业两个层次的金融化行为,宽松货币环境更倾向于促进企业脱虚向实。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纳入企业异质性模型之中,通过一般均衡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 ①数字化转型在低于特定门槛值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加成率,但超过该特定门槛值时则会产生负向影响,即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 ②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出口企业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和作用空间更大; ③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两个关键微观机制,对企业加成率产生影响。因此,在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推动企业数字转型的同时,还要做好重点领域的选择和安排,以及避免可能出现的“过犹不及”问题。

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代金融业的使命,也是中国金融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作为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金融让利政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相关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在大量文献和经济学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将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有机结合,将马克思“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著名观点融入现代经济增长框架,解释了金融业利润过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支持了模型的核心推论。研究表明,促进金融业让利的根本在于构建合理的“产业—金融”利润分配机制,通过反垄断、提供公共信息、倡导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等方式控制金融部门的议价优势,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手段。

利率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目前,中国的真实利率略低于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中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具备继续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条件,将尽可能地延长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它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直接受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长端则为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应用日益广泛,整体趋于成熟,而在市场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在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减排技术内生化,建立带有环境约束并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得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分析的支持。本文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绿色金融的“功能”理论,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绿色创新渠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不限于对少数清洁行业的支持,针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内部环保技术升级的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是未来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增长一直是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本文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对外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改善出口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优化出口贸易的量价结构;绿色金融带来的出口促进作用,就不同的样本分类存在异质性。渠道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通过缓解出口方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进而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安慰剂检验、极端值影响、零贸易问题等后,绿色金融对出口贸易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本文研究证实了绿色金融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带来生态环境改善和出口贸易发展的双赢局面,这为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来自现实层面的有效证据。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变化,一些影响长期化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概念不断涌现。作为全球重要的宏观经济研究力量,各国中央银行纷纷着手对后危机时代的新理念、新规律展开深入研究,并努力进行政策性的探索。本文重点讨论当前全球中央银行比较关注的三大问题:一是负利率政策的逻辑与效果;二是全球稳定币的宏观政策挑战;三是气候变化导致的宏观金融风险。现有宏观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政策实践面临的新问题,对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挑战,也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应立足中国国情,放眼全球百年变局,密切跟踪极具未来性的热点问题和理论前沿并将其科学应用于我国高质量发展时代的政策实践。

本文旨在评估金融市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尤其是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公共治理能力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其中,城市公共治理能力以基于实时数据计算的防疫能力和复工复产能力指标来刻画。主要发现如下:第一,防疫能力会影响投资者情绪,但不会直接影响股票收益率;第二,所在地复工复产能力对股票收益率存在正向影响;第三,机制分析表明,经营基本面更容易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如小企业、成长型企业、所在地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较差的企业,其股票收益率对当地复工复产能力的反应更敏感。本文结论表明,在全国一盘棋的抗疫努力下,投资者对于战胜疫情有信心,短期内复工复产能力对金融市场更重要。从应对措施来看,短期内可对比较脆弱的企业实施精准果断的帮扶,长期内可考虑加强地区防疫能力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2005—2017 “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的对外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不仅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也抑制了投资规模,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样本选择性偏差、不同的汇率波动指标等一系列问题后仍然稳健。基于手工搜集的企业年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的套期保值行为,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弱化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企业以及不同投资方式的企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反应各异,这又与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一些独特特征有关。本文研究为汇率波动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本文在国内外金融周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中国金融周期的实证方法。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制度特征和发展实践,选择广义信贷、广义信贷/GDP以及房地产价格作为金融周期的构建指标以及具体的代理指标,在实证方法上对识别周期的转折点法和带通滤波法的参数设置进行优化调整,提高了中国金融周期实证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1998年一季度至2018年一季度的数据,对中国的金融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交叉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短周期与国家金融调控政策导向高度吻合,与经济短周期峰谷交错。金融中周期的持续时间和波动幅度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反映出中国主动的金融调控政策在调控经济周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降低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中长期波动。

农业生产的规律和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触发由偶然事件引发的金融道德风险,这些道德风险经农业供应链的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羊群效应和合成谬误集聚并放大,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这一论点,本文采用序贯博弈方法以及实证方法证明了基于龙头企业决策的农业供应链金融道德风险放大的可能性。为了防范农业供应链金融引致的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可与农业龙头企业合力推行订单模式,强化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封闭式管理,积极融入农业供应链文化价值体系,并加强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协调监管。

本文从流行性传染病特征和医学传染病模型出发,对影响疫情的非理性因素、疫情的直接与间接结果进行文献综述,分析极端事件中的反应不足与过度反应。在成因上,本文梳理了不完全信息贝叶斯学习和显著性理论等决策行为假说,来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信息处理机制和情感作用渠道。在结果上,疫情及有关政策对经济金融活动的直接影响尚缺准确评估,恐慌情绪与羊群行为、社会信任危机、风险态度转变及异质性信念等疫情间接结果也有待深入研究。最后,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和疫情行为分析,对未来学术研究及政策管理提供思路和建议。